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就业、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汽车市场的变化不仅是汽车行业关注的事情，也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2月16日出版的第4期《求是》刊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提出要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配额，带动汽车及相关产品消费。
3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为促进汽车消费将采取三项措施：将年底到期的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延长2年；中央财政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支持京津冀等重点地区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对二手车经销企业销售旧车，从5月1日至2023年底减按销售额0.5征收增值税。
北京小客车摇号政策迎来新一轮修订
“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不论是使用滴滴还是其他软件打车都非常方便，也很划算，但疫情使我改变了看法，有车虽然花费高，但是安全，比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踏实。目前购车已在计划之内了，就是不知啥时候能够摇上号。”一位朋友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现在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不好，隔三差五就得跑医院，白天还好说，晚上就比较麻烦，没有车不方便，希望能尽快摇到号，赶紧买车。”另一位朋友同样对记者表示。
可喜的是，让他俩望眼欲穿的摇号政策迎来了新一轮修订。
6月1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布通告，对拟修订的《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公开征求意见，主要调整包括指标配置向无车家庭倾斜、每人最多只能保留1个小客车指标、取消申请更新指标的时限要求、调整配置时间等多个方面。
“我赞同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向无车家庭倾斜这一政策，这会给无车家庭带来希望。而且每人最多只能保留1个小客车指标比较科学，这符合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思路。北京作为首都，此次小客车改革具有风向标作用，因此，具有积极而重大的意义。”中国汽车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晨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但在杨晨看来，北京市此次改革的步子整体还是较小，2万台新能源配置相对于摇号池300多万需求来说，是杯水车薪。“可以考虑把基本不在北京行驶的车牌回收回来，既不在北京工作又不是北京户籍的人拥有的车牌可以通过验车、大数据加以识别。回收以后，可以把这部分资源提供给生活在北京、在北京纳税的人们，这也是可行方案。”
持续推动释放汽车消费潜力
4月2日，商务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针对如何贯彻落实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的政策措施时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加快推进放管服改革，促进稳定新车销售、推动放宽或取消限购的措施，不断完善用车环境，持续推动释放汽车消费潜力。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从2019年年初到11月份，四次下发文件都涉及汽车限购，明确规定没有进行汽车限购的省市不允许再出台新政策，呼吁已限购的省市适当时间可以解除。
在杨晨看来，国家层面要求适时解除限购主要是出于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虽然我国的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排名世界第一，但是千人汽车保有量相比欧美日还是相对较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汽车市场有很大发展空间，因此，适时解除限购可以使得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增强。
第二，在所有产业中，汽车产业对国民经济波及系数最大、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最显著、拉动就业也最强。数据显示，汽车工业是一个1比6左右的产业，即汽车工业1个单位的产出，可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各环节总体增加6个单位的产出，有巨大的乘数效应。
第三，从国民经济角度看，2018年，汽车产业的税收占全国总税收10，就业占全国总就业10，销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额10。2019年数据虽有所下滑，但在国民经济中仍是举足轻重。
第四，从“三驾马车”来看，出口方面，中美关系尤其在贸易方面近两年不容乐观，疫情之下，我国对世界各国的出口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投资方面，当前新基建刚刚开始布局，处于刚开始的起步阶段，还没有能力“挑大梁”。唯一能够指望的就是消费，其中，汽车消费带动效应明显。
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记者了解到，自2019年发改委要求适时解除限购后，贵阳市在当年9月12日取消了限购政策，其他8个省市，除了广州、深圳等增加摇号数量等微调动作外纹丝没动。为什么各地方政府动作不大？
在杨晨看来，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激活消费活力。而在诸多制约因素中，汽车行业税收制度已成为地方提振汽车消费主动性和积极性的重要障碍。目前，我国汽车领域主要涉及的税种，地方政府获益偏低。
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和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联名提出建议，要求将车辆购置税由中央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和地方共享比例为50:50。这将缓解各地方政府“三保”（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支出压力，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为拉动汽车消费创造条件的积极性，加大对城市道路、停车场、充电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解决城市道路拥堵和停车难等问题，补给城市道路建设之用，从而达到促进汽车消费的目的，使汽车产业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同时，用车环境的持续改善，将进一步刺激汽车消费，带动汽车行业以及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增长发展。从长远看，更有利于中央税收的稳健增长。
“我同意李书福和王凤英的观点，要积极调整中央和地方税收比重，这是地方政府对有关部门要求适时解除限购政策不积极的原因，毕竟各地方政府需要对消费末梢带来的各种压力进行消化而好处不太多，从而积极性也不高。”杨晨表示。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汽车才开始进入千家万户，但由于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比较晚，短期内大量汽车走进千家万户，给道路交通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当前，环保压力、基建压力、道路交通压力等都是地方政府在承担。以北京为例，近些年，随着一批法律法规实施，环保的压力有所缓解，但车辆的增加对道路交通建设、管理带来的压力与日俱增，交警明显不够。众所周知，交警是按照城市人口数量来配置的，在人口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汽车数量猛增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杨晨表示。
